从边缘到中央：软件国产化的隐秘战线

2008年，中国联通收到了美国数据库企业甲骨文（Oracle）的一纸罚款通知，后者张口就要6000万人民币。

当时，甲骨文是中国联通的数据库供应商，后者的计费、结算、缴费等核心业务都搭载在甲骨文数据库上。按照甲骨文的售卖方式，除了购买软件时按服务器数量支付一次性费用，每年还需要交大概22%的技术服务费，一旦采购新版本的软件，还得额外付费。不过，中国联通嫌服务费太贵，一直没交。

后来，联通有意采购甲骨文的新产品，但后者提出先交清欠下的服务费，这就是“罚款”的来源。最终，联通不仅乖乖交了罚款，还继续购买了它的产品。

众所不周知的是，甲骨文其实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大型软件公司。2008年，仅在通信行业，甲骨文就覆盖了18家省级以上的通信公司，包括中国移动和上文的中国联通。

和芯片、操作系统一样，数据库曾是国内公司被“卡脖子”的重灾区，也是甲骨文在中国大赚特赚的原因。

2001年，甲骨文在中国总收入增长超过32％，远高于其全球25％的增速。同一年，美国《商业周刊》杂志给国内大公司CEO的薪酬排了个名，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以7.06亿美元名列榜首，比第二位的JDSUniphase光纤公司CEO约瑟夫·斯特劳斯足足多出来6个亿。

和如今国内在芯片制造等环节面对的围堵类似，以数据库、服务器为代表的底层软件技术，一度中国科技领域的重大短板，而在这个普通消费者并不熟悉的领域，也经历过一场长达十多年的漫长攻坚。

2002年，拉里·埃里森做客央视《对话》栏目，一度口出狂言[2]：“我们（在中国）的目标是既垄断又不违法。”

作为在微软如日中天的年代当过全球首富的人，拉里·埃里森一贯性格张扬口无遮拦，喜欢买飞机玩游艇，说过不少类似“我代表全人类向比尔·盖茨宣战”这种话。1997年，其第一本自传出版，作者迈克·威尔逊（Mike Wilson）将传记定名为《拉里·埃里森与上帝的不同点》（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Larry Ellison）。

甲骨文的拳头产品是“关系型数据库”，顾名思义，即储存和管理数据的软件产品，和操作系统、中间件并称为软件的三大件。

举例来说，假设需要一张表格来记录书架里的书，每一行都代表不同的书，而每个格子则代表不同的属性，比如书名、数量、作者等等。当我们想要找到某一本书时，只需要在表格里搜索相应的行和格子就可以了。

但如果有几万甚至几十上百万本书需要记录，每本书又有很多不同的属性，比如书名、作者、出版社、ISBN号码等等，这些书还可能还有某种“关系”，比如同一作者写了好几本书，很多书来自一个出版社，这种数据库的储存和调用就会非常复杂。

既需要保证稳定，又需要不断提高效率，其实是很大的技术挑战。《碟中谍5》中，阿汤哥跳进水中数据中心进而黑掉保安系统的片段，看上去科幻，实际上一点不夸张。就连水下数据库在现实中也能找到原型——2015年，微软就在水下部署了一个数据中心。

早在1980年，甲骨文就开始为美国军方供应数据库产品，并在随后商业化，起步非常早。后来甲骨文进入中国，恰好赶上金融、电信等领域国企信息化的浪潮，大量的市场需求几乎全被甲骨文收入囊中。根据IDC的调研，甲骨文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2008年达到顶峰，接近50%。

考虑到金融、电信、邮政这类业务对系统稳定的极高要求，同时，在一些关键服务上，中国数据库产品拿不到开放端口，导致国产数据库和海外软件不能实现互通，让海外产品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面对这一层背景，只能无奈地承认，有些钱的确得让甲骨文赚。

甲骨文在中国的如日中天，其实是彼时中国软件产业在底层技术上积累薄弱的一个缩影。甲骨文最风光的时期，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同样在社交、电商、游戏等各大赛道高歌猛进，但在以“三大件”为代表的底层软件技术上，国内反而在不断积累着欠账。

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技术，而是市场。

今年3月底，数据库领域权威测评机构国际事务处理性能委员会（TPC，Transaction Processing Performance Council），悄悄刷出一条新的记录：

国产数据库TDSQL以每分钟8.14亿笔订单的处理能力，成为新的世界第一。

长期以来，TPC一直是衡量数据库、小型机和服务器性能的核心权威机构之一，甲骨文则是榜单的常驻冠军。

2009年8月，IBM在TPC-C基准测试中成功屠榜，让刚刚斥巨资买下Sun的甲骨文如鲠在喉。随后，甲骨文在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刊物上打出“Sun+Oracle is Faster”的巨幅广告，称自家产品性能比IBM快得多，具体测试结果“将在10月14日公布”。

2019年，日本突然断供了韩国几款半导体材料，搞得三星先进制程研发大受影响，李在镕亲自飞到日本恳请松口。根据SEMI的测算，2019年，日本企业在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所占份额达到66%。19种主要材料中，日本有14种市占率超过50%。

半导体材料是个很特殊的市场，芯片制造中，几万美元货值的材料不达标，就能让产线上几亿美元的产品报废。虽然其市场规模只有几百亿美元，却能影响万亿规模的下游环节。由于材料的配比、试验、改良都依赖漫长的积累，日本人的技术壁垒非常高。

遭日本断供后，三星在接下来两年一口气投资了9家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厂商——谁能想到半导体世界的庞然大物，也会因为一纸断供文书成为惊弓之鸟。

把国产软件置于这个语境下，其焦虑与半导体产业也有类似之处：一方面产业链很长，既有服务器/芯片、云平台和数据库这类基础软件，又有下游的ERP、办公、会议这类应用，有一个环节没被覆盖，整个链条都很难做到“自主可控”。

此前，就有国内数据库产品由于拿不到对应海外公司的硬件环节接口，导致上下游环节无法适配，产品失去竞争力。

全球贸易和分工畅通无阻的年代，自主可控似乎只是一句打鸡血的口号，但随着各个经济体技术割据的趋势愈发明显，对供应链与数据安全的紧迫性被置于效率至上，曾经遥远的假想敌也在一步步逼近。

相比芯片产业尚且面对的短板，国产软件在过去十多年里，已经在各个环节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组成了一套有一定竞争力、能够覆盖金融、通信等关键领域的“替代系统”。其价值在于，至少在软件这个层面，不再会出现半导体材料这种“几万卡住几个亿”的窘境。

以腾讯为例，过去五年，腾讯在技术研发的投入超过了2000亿。在这种高投入下，腾讯云已经积累了一个“国产化产品矩阵”：包括AI芯片、网络DPU、智能网卡、自研服务器、遨驰分布式云操作系统等等。在逆全球化愈演愈烈之时，科技公司多年的沉淀，其价值在这个背景中被大大放大了。

一方面，云计算的出现，让国内公司在技术路线变化的背景中，有了在同一起跑线上比赛的空间。目前，腾讯的专有云TCE已经在多家金融机构落地，在与民生保险的合作中，70%节点基于通用X86架构，30%节点基于全国产ARM架构，建立了一个符合金融监管要求的“两地三中心”高可用架构和混合云架构。

同时，TCE兼容国产化的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底层软硬件，组成了一个从产品到体系的替代方案。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科技公司自身业务规模的扩大和多元，为配套的底层软硬件开发提供了一个“参与市场验证”的天然场景，既能够承担大规模的研发投资，也使研发阶段能在自身业务中完成低成本的迭代与试错。

举例而言，2010年，腾讯开始研发操作系统TencentOS。在长达十年的验证、打磨和优化过程中，TencentOS历经了无数次以“春节发微信红包”这类极端场景的考验，逐渐覆盖了腾讯自身所有的业务。这个过程，本质上是腾讯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让自研技术能够在内部完成艰难的迭代过程，继而推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