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1日，谷歌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佩奇(LarryPage)，出人意料地对外宣布了公司重组的消息：他将与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创办一家新的控股公司Alphabet，两人分别出任CEO与总裁职位，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则继续担任执行董事一职。这是谷歌酝酿多年的公司重组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随着它的落地，谷歌作为一家创新公司的新时代正式开启了。

　　谷歌公司的传奇，可能是继比尔·盖茨的横空出世之后，互联网行业最大的传奇，而这家公司自诞生以来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则远远超过了像苹果这样的老牌创新公司。自1998年诞生于车库至今，这家如今刚届“成年”的公司，在公司成立仅仅五年之后，就创造了微软公司此前花了十五年才创造的财富。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后来与微软展开激烈竞争的公司，其两位创始人在斯坦福大学的大部分时间，居然都是在盖茨自己捐资建造的教学楼里度过的，以至于后来他不无懊悔地反复提到“谷歌痛击了我们”，仿佛在慨叹命运的捉弄。

　　长期以来，谷歌公司的企业文化就很让外界琢磨不透，即使是对“极客”司空见惯的硅谷人，也常常对谷歌公司的各种奇思妙想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认为这些不过是“疯子的异想天开”。实际上，这家公司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德最初的合作，正是源于一个看似不着边际的梦。有一天，拉里做了一个梦，醒来以后他就想到，能不能把整个互联网上的内容都下载下来，只保留链接呢?但自从公司成立以来，公共媒体、互联网行业，乃至各国政府对谷歌公司的质疑就从未停息过：在这家公司初创的年代，很多人都认为谷歌自己发明的、不同于常规算法的搜索技术不靠谱，很快就会让设备的可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没法突破瓶颈，但谢尔盖发明的算法的实质，是“将整个网络转换成一个拥有数亿变量的大型方程式”，所以尽管随着这种新型算法的不断优化，搜索结果中的网页数量在快速增加，但信息流不但没有超过搜索技术的负荷，反而被优化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质疑主要来自媒体和同行：虽然大家已经看清了谷歌公司在搜索领域的巨大优势，但很少有人认为谷歌公司在经营上有能力挑战像微软、雅虎这样的巨头。不过不久之后，职业经理人埃尔克施密特的到来就改变了谷歌的商业面貌。在互联网经济破灭的几年时间里，很多初创公司倒闭了，不是因为他们的项目太差，而是因为这些公司的高层无法控制公司的发展，不能把项目发展成常态化的公司，实现规范运作。所以，这些公司往往会在站稳脚跟之前，就出现内部管理混乱、创始人之间意见不统一，导致创业团队分崩离析，最终常常只能以贱卖公司而告终。而施密特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好几家著名互联网企业的成熟CEO，既精通管理，又懂技术，在他的引领下，谷歌公司不仅没有重蹈覆辙，而且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扩张：仅在2003年，公司的收入就接近1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300%，让竞争对手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而此刻，谷歌公司才开始真正体会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2004年，谷歌公司上市，之后几年，它的势头力压雅虎、微软，让这些曾经的行业领导者相形见绌，更让那些思维还停留在20世纪的政府决策者们感到不安，德国、法国的不少政府高官(如德国副总理、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玛尔加布里尔)都力主拆分谷歌，理由是，今天的世界，不应该再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克菲勒家族这样的行业、甚至是跨行业垄断者。他们的理由或许确有合理之处：对数字化革命可能带来的“技术独裁”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代表了德国这样一个曾两次饱受极权之苦的国家的担忧，但另一方面，也很难否认，在这一颇为动听的倡议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利益的觊觎。

　　谷歌联合创始人佩奇和布林

　　如今，拉里佩奇重掌谷歌大权。这位强势的领袖，从公司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欢迎投资者干涉公司发展战略，在谷歌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明白无误地提到了这一点。在佩奇这位低调又富于激情的梦想家看来，谷歌公司应该是一家工程师主导的公司，赚钱从来不是他和布林最主要的目标，这一点跟乔布斯不同，后者更像是一位营销者。而佩奇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更为专注的，是开发目前并不存在的伟大产品，并且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去探索未来的可能。为此，佩奇提出了“10倍哲学”作为他理想中的“登月计划”的“过滤器”：他要求谷歌所有部门开发的产品及服务不要只比现存的优秀10%，而是要优秀10倍，比竞争对手优秀10倍，比前一个版本优秀10倍。很多谷歌资深员工承认，自佩奇回归以来，为他工作“很累”。不过在佩奇看来，“10倍哲学”的要求，将迫使人们放弃对现存技术的小修小补，转而扩大视野，探索更多原创性的可能。比如，当谷歌提出要为了解决驾驶安全性的根本问题而开发无人驾驶系统的时候，所有现存的技术都可能被弃用，为了完成目标，工程师们必须寻找新的设计灵感，运用新型材料，在这个或许极为漫长的过程中，即使暂时不能成功、没有盈利，但佩奇相信，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这些绝顶聪明的工程师们一定会发现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思路，以颠覆传统的做法达到改善人类生活的目标。

　　面对质疑者，佩奇常说的一句话是： “在这里绝不会有人说‘保险起见’这个词。我们只谈论实验，尝试可以做什么，可以从中发现什么，如果把这些事都设想好，结果不会太坏。”

　　谷歌前CEO、现任执行董事施密特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代表现实利益的赚钱机器，与代表技术乌托邦梦想的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很多年前，就有学者预见到并略带批评之意地提过这种以硅谷为典型代表的“加州意识形态”，这是信息时代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嬉皮士精神和雅皮士企业主的同时崛起与结合。的确，说到底，像拉里这样的人，想要的最终是两者兼得。“如果有人能研发出真正的高科技产品，他在未来总会赚大钱”，这才是谷歌哲学的最终要义，当然，在决定实施“登月计划”之前，他谷歌的老板们已经做好了长期不赚钱的打算。不过在硅谷，和拉里有着类似想法的人绝不在少数。正如硅谷投资界的思想家、“奇点来临”的鼓吹者彼得蒂尔所说的那样(拉里佩奇和他的伙伴们都认为奇点来临的提法有些言过其实)，“世界上极少数人在思考诸如‘发生什么事情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位硅谷思想领袖也从不认为，亿万利润与看似夸张的梦想之间存在任何不可调和的矛盾。

　　尽管看起来更像是“放长线，钓大鱼”，但不管怎么说，谷歌人伟大的企业家精神，那种敢于冒险，甘于一时失败的勇气，依然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巨大动力。在这个悲观主义盛行、短视的贪婪被当作美德称赞的年代，谷歌对于未来的不懈探索，或许真的是这个世界不多的光芒所在。但愿它的存在，能像镜子那样，鼓舞人类摆脱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重拾梦想，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