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砍芯片、阿里辟谣裁员后，我们谈谈技术和失业

文 |清和智本社社长

最近，大厂新闻不少，有两件事情受到关注：

一个事情是，前不久，OPPO的芯片研发团队哲库宣布解散，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个团队在2019年成立，专门负责芯片设计和研发，3000人，投资超过100亿。

如今，三年多过去了，公司宣布终止芯片项目研发。

原因是什么？

哲库CEO在发布会上说：公司营收远不达预期，芯片自研投资巨大到公司已承担不起。有人说可能跟美国有关系。而OPPO背后的大佬段永平直接说，这是一个错误。

这个项目终止，市场感觉还是比较悲壮的，不少人担心中国芯片研发的前景。

天眼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吊销、注销的芯片企业超过5700家，比2021年多了70%。

另一个事情是，最近，网上传言阿里将裁员20%，传得沸沸扬扬，接着阿里出来否认裁员传言。不过，前不久有消息，阿里达摩院放弃自动驾驶业务，将团队并入菜鸟集团。

这两个事件受到市场高度关注，因为这里涉及到两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技术创新，尤其是芯片“卡脖子”。

另一个问题是失业问题，尤其是大厂裁员和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我把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讲、一起讨论，看看“大厂”为什么砍掉技术项目？为什么技术创新这么难？问题出在哪里？还有，怎么解决失业问题？

我主要讲三点：

第一点，技术投资跟好的长远预期有关系。

很多人在想一个问题，微信、淘宝这些系统做好了，大厂还雇佣这么多工程师干什么。腾讯10万人左右，阿里23万人，其中很多都是技术人员。如果只是系统维护，肯定不需要那么多工程师。

其实，大厂雇佣这么多工程师，主要是对未来投资。

怎么投资？一是对现在的系统升级、迭代，二是开发新项目。所以，多数工程师都在新项目上、系统技术迭代上。

如果大厂对未来投资没有信心，那情况可想而知，很多新项目，尤其是烧钱、赚钱遥遥无期的新项目，容易被砍掉，自然大量的工程师也会被裁掉。这样，大家就容易理解大厂为什么裁员，一些百万年薪的技术骨干都失业。

那么，大厂如何才能恢复投资信心？

我们知道，技术投资，重大技术项目投资，是一种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像哲库这种芯片项目，十年磨一剑，不是两三年就有结果，砸100亿也没有太大的动静。这种高风险项目，需要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对未来的市场前景、对未来的融资前景，都非常有信心，才敢持续投资。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些年份，企业家非常敢投资、非常敢想象、非常敢吹牛。当时，在星巴克里、在高铁上，老板谈生意一开口就是几个亿、几十个亿。有一个人问我，你们深圳那边的老板谈生意是不是以亿为单位。以前，有很多嘲笑这些老板，现在呢，无比怀念哪个敢吹牛的时代。当时，确实有很多钱投下去了，包括房地产，也包括新能源、生物医药、芯片和很多互联网项目。

所以，未来的经济前景、市场前景和融资前景，影响着大厂的投资预期。昨天，我讲日本经济，在泡沫危机之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企业在忙着卖资产、卖不赚钱的业务，然后将资源集中到核心业务上来。当投资预期下降时，大厂会砍掉不赚钱的项目。

有些人可能想，这些高收入人群失业，跟我们普通打工人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关系？这里面至少有两层关系：

第一，现在这种情况下，被大厂裁员的工程师，很难再找到百万级收入的工作，然后他们可能会往下找50万级别的工作，50万级别的人竞争压力更大，又会往下挤压，然后不断地往下卷。

第二，这些年收入50万以上的打工人，是城市中产群体，是大类消费的主力军。

他们一旦失业，收入下降，消费也会下降，尤其是像房地产、汽车、家电、电子产品、化妆品、奢侈品等大类消费自然下降。

今年消费复苏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口红效应”，量上去了、价格下来了，大类消费还是比较低迷，4月份化妆品环比下降最多、接近30%。另外，据说杭州房价有些片区下降，跟大厂有没有关系。

那么，这些大类消费领域的就业也会受到影响，比如房地产的建筑工人、电子厂工人、汽车工厂工人、化妆品专柜的服务员，他们的就业和收入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收入受到影响也可能会削减日常消费，那么日常消费领域的工人的就业和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经济是一个系统。当很多人失业时、很多人的收入下降时，自己的收入也大概率下降。反过来，我们要成人之美，希望大家的收入都越来越好，这样自己的收入才可能提高。你看，市场经济其实不是败坏了人的道德，而是提高了人的道德水平。

回到就业这个问题，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很大，高学历人群的就业其实主要靠大厂解决，高收入岗位主要是靠大厂提供。

有人说可以靠国企。我告诉大家一个数据，2020年之后，国企提供的就业总规模没有增加，而是萎缩了，萎缩的部分由民营企业来提供就业岗位“回填”，新增就业岗位100%甚至100%以上是民营企业提供的。

所以，只有民营企业才能解决更多就业，只有技术创新才能真正创造就业，我们现在需要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融资环境，给他们创造更长远的、更好的投资预期。这样技术才有可能进步，同时吸纳更多就业。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技术创新不能只盯着技术产业，还要大力发展其它产业、包括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市场。

过去，在芯片上投了很多钱，但是没有达到预期。为什么？

大家想想为什么？

是不是投入不够？其实不是。是思路不对。想要芯片技术就把资本集中芯片上，想要那类技术就把资源集中在这类技术项目上。这其实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技术，不是计划的、设计的，而是涌现的。先进的技术，是各种发达的市场共同协作的结果。

只盯着技术产业、只投资技术项目是不够的，还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会计市场、法律市场、媒体市场、商务服务市场等等。

我这里主要讲金融市场。

为什么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

我们有一个企业家说砸一百亿投资芯片。有人说不够。我觉得不是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思路不对。投资芯片这种大项目，当然需要企业家投资，但是，这种项目的风险，不是传统企业家能够承担的。比如，这家公司的股东可能会反对，看你投资新能源、手机花了不少钱，这次投资芯片100亿，会不会把主业给拖累了。像OPPO的情况，手机营收压力大，去年手机出货量下降了27%，没办法继续支持芯片投资。

那么，谁来投资呢？谁来承担风险呢？

那就是金融市场和风险投资人。

前段时间，马斯克的星舰炸了。不过，舆论并不悲观，还很乐观。为什么？有人说，这是美国人对失败的包容精神。但是，星舰炸了，东亚人也很乐观。原因很简单，星舰炸得不是他们的钱，还能免费看大型“烟花”。星舰团队的工程师们也不悲观。为什么？也不用他们出钱嘛。老板马斯克也不悲观，原因也一样，主要也不是他的钱。

谁出钱？主要是风险投资人。现在星舰的主要投资人是华尔街和硅谷的一些投资大佬，其中包括谷歌的母公司。

投资人心不心疼？当然心疼。但是，他们希望技术一点点进步，能够给金融市场带来长远的投资预期，然后项目能够在纳斯达克上市，最后套现出来，将风险转移给股票投资人。

有人想，这不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吗？

其实不是，我们需要看到里面的本质。通过这个例子，我们有没有发现，这里面藏着一个市场的精髓，那就是：资本促进技术分工、价格合理分配风险。

什么意思呢？

首先，工程师的专业是技术研发，他没有办法承担重大项目投资的风险。过去，我们一些工程师，既是技术负责人，又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一个工程师卖房子搞技术，分身乏术、风险巨大，大多都失败了。怎么办？

工程师得找人合作、找人投资，这样投资风险转移到企业家身上，工程师可以安心搞技术研发。但是，企业家投资了一笔钱后，没有第二笔钱，发现烧钱烧不起，风险承担不起，然后得找投资人，最开始可能找天使投资人，把风险转移出去。

“天使”来了之后，企业家的专长是经营，他可以安心经营、扩张市场。钱烧完之后，要继续投资，然后就找风险投资人，接着就是一轮二轮三轮四轮，资金一轮轮进来，风险一层层传递。

这样就能够支持长周期的投资。等到技术研发差不多了，能够给市场带来好的预期和前景时，然后到股票市场去上市，风险投资人可以套现出来，风险转移到股票投资人身上。其实，到了股票市场上，风险还在转移，股票投资人可能拿这个股票质押给投资银行。

这里面的精髓就是：资本促进技术分工，价格合理分配风险。

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概念，那就是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资本可以促进产业分工、技术分工。在一项重大技术投资中，我们引入了资本，可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风险、同时获取不同的收益。

以前说企业家具有冒险精神，可以承担投资风险。但其实，重大技术投资的风险，企业家也不完全能够承担，需要引入资本家来承担。其实，资本家也是企业家。当年经济学家熊彼特为了推广他的创新理论，故意把企业家从资本家中抽出来，因为当时资本家名声不好。

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同，而价格就可以把风险安排的明明白白，在不同的人中合理分配。技术工程师可以安心搞创新技术，企业家可以专心经营、追求经营利润，让能够承担高风险的人，如风险投资人、股票市场的投资人，去承担投资风险，同时谋求投资回报。

当时投资风险合理分配时，人们对市场化的技术创新保持乐观态度，对星舰爆炸不悲观，对失败给予更大包容。这就是包容精神、试错精神的来源。这也是在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平。

所以，金融市场，并不是风险击鼓传花的游戏，而是促进了专业分工，让工程师、企业家、投资人安心干、放心干、长久干，最终创造出新技术、新产品。

美国硅谷为什么有这么多科技企业？信息浪潮为什么被美国抓住了，欧洲没有、日本也没有。大家想想为什么？大家想想为什么？

这个跟美国发达的融资市场有关系，跟纳斯达克有关系。

其实，中国互联网兴起，也跟纳斯达克有关系。中国互联网市场，是中国庞大的消费人口、中国企业家、美国金融市场、投资人全球化合作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去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超过340家，现存250多家，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携程、拼多多等互联网企业。其中67%在纳斯达克上市。

当时，中国互联网创业者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危机后，美联储大规模降息，国际金融公司拿着大规模的廉价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互联网项目。

像美国IDG、红杉资本、日本软银等风险投资机构，早期投资了当当、腾讯、网易、新浪、搜狐、百度、阿里巴巴等。2003年非典期间，线下转线上，中国互联网迎来了第一个春天。2007年是中国互联网上市的第一个大肥年，IPO数量达到39家，融资总额达22亿美元。

你看，这是一条信息技术创新的全球产业链。

不过，这几年，因为两国数据监管冲突，这条融资通道不畅通，一些项目上市遥遥无期，投资人抽走资本或不再投资，风险投资规模下降，同时技术项目也遇到了困境。有些重大技术项目，像无人驾驶、大型语言模型、机器人，只有少数大厂在做，他们如果解散项目，意味着这类技术研发在这个国家暂时中断了。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主要是商业银行市场，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到总融资的70%以上，股票融资占比只有百分之几。商业银行很难给民营企业的技术项目提供贷款，技术项目主要靠投资银行和股票融资。

这里，对这段做个小结：

我们不能只盯着技术产业发展技术，还要大力发展其它市场。其中，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技术项目提供融资，促进技术专业化分工和合理分配风险，促进技术创新。我们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和投资银行市场。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最先进的技术来自全球化市场。

先说芯片，芯片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产物。现在，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是各个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企业合作的结果，放大一点说是全球芯片、软件、机械制造、金融、会计、法律等企业合作的结果。

比如，一个荷兰的顶级光刻机，零部件超过10万个，全球供应商超过5000家。美国、荷兰、德国、日本、韩国，哪个国家都没办法单独造出最先进的芯片，甚至没办法单独造出最先进的光刻机。荷兰在顶级光刻机中的份额也就不到20%，剩下80%来自其它国家，而且任何一项都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全球最顶级的技术一定是来自全球化市场。怎么理解呢？

我引入了一个专业概念，叫斯密定律。

什么是斯密定律？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模决定了劳动分工，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分工越精细、技术水平越高。比如，一个国家，只有国王一个人需要汽车，没有哪个企业会为他单独建立一个汽车厂、建一个轮胎厂、建一堆加油站和高速网络。如果不能进口的话，最多就是宫廷里的一群师傅给他手工打造一台汽车。

如果一个国家汽车需求量非常大，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会出现几家汽车厂、很多汽车零配件工厂，还有钢铁厂、玻璃厂、橡胶厂、水泥厂、木材厂。分工越来越精细，汽车产业网络越来越大。

你看，市场规模越大，产业分工就越精细，技术水平就越高。相信，这种分工合作制造的汽车，随便一台汽车，都要比国王的那台更好。

所以，斯密定律告诉我们，全球最顶级的供应商分工合作的技术更出色，全球最顶级的技术来自全球化市场。

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想要获得全球最顶级的技术，想要解决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全球市场中去，跟全球最顶尖的技术企业合作。简单来说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越多越好，跟全球最顶级的技术企业、投资机构合作。

好的，我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做一个总结，我讲两点：

第一点，需要支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包括互联网的应用性技术创新。

很多人被宏大叙事调高了胃口，似乎没有ChatGPT、星舰就不够刺激，不是创新。其实，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应用性技术创新做得不错，需要支持。

原因有三点：

一是应用性技术创新给中国14亿人带来巨大便利和消费福利，比如免费的微信给我们节省了电话费，网上买菜、支付帮助我们节省了时间和金钱。

二是应用性创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现在数字就业超过2亿人，不少人在送外卖、做滴滴打车。

三是很多重要的技术其实是从消费领域开始的。比如，日本企业最开始生产数码照相机，就是用来玩的，这个产品促进他们的光学技术进步，现在用到光刻机上、智能手机上。互联网企业先做消费端，然后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所以，技术创新，它不是设计的，而是涌现的，消费推动出来的，市场孕育出来的。

第二点，怎么投资核心技术？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如何改善投资环境、舆论环境、融资环境、国际环境，降低交易费用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和商务服务市场，促进企业投资重大技术、往上游核心技术领域转型升级。

总之，技术创新需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能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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