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再工业化”计划认为美国制造业只要重新发掘其技术能力就自然可以重振其制造业。然而，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德国、日本以及中国已不再单纯依靠纯粹的成本优势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各国的技术均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如果美国不能引领世界技术创新的潮流，将失去它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优势地位。

　　特朗普上台了。他竞选时承诺蓝领工人要把工作机会夺回来，然而，如果美国的制造业不复苏，这些职位又怎么能够夺回来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希望脱虚入实，但是，30年的金融化已经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华尔街-硅谷构成了美国经济的支柱，在美国产业升级换代、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制造业已经被转移出去，蓝领工人成为一个即将消逝的“恐龙”。美国制造业并没有衰落，只是形态和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依然是制造业强国，长于创新与设计，它可以构成美国国力的基础，但是却无法解决蓝领就业的问题。制造业依然是21世纪国家竞争的重中之重，制造业的复兴代表着新的经济风向。

　　美国“再工业化”的愿景与失落

　　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大国，也是美国成为全球霸权国的根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与贸易结构重新配置，东亚地区依靠劳动力优势逐渐承接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东亚国家也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关键一环。伴随制造业转移，美国金融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全球化的束缚被解除，美国的金融服务行业进入大膨胀阶段，美国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随之一变，金融业获得了独立和主体性的地位，华尔街成为美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从原初意义来说，金融服务行业并不能直接生产人类所消费的产品与服务，而只是充当资金配置的媒介。美国金融业的发展逐渐演变为过度扩张，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不仅没有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便利，反而导致美国经济杠杆率的不断攀升，最终债务积累的不可持续性和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引发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并从美国扩展至全球，演变成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

　　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美国经济中金融服务业过度膨胀、实体经济“空心化”及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并导致美国经济的普遍衰退和失业人口的剧增。2008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为应对美国经济中制造业的危机，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试图扭转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趋势。因此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年底开始，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再工业化”规划的关键文件。奥巴马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更是详细阐述了“制造业回归本土、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以及“更为强硬的贸易措施”三部分内容，涉及税收、补贴、法规修订等多个方面。

　　如今8年的时间已经过去，奥巴马已经卸任，而他的“再工业化”计划似乎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否则以俄亥俄州为代表的美国经济“锈带”地区的失业白人选民也不可能在刚刚过去的总统大选中，将票投给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声言要将工作带回美国的特朗普。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市场普遍认为能源价格较低、海外生产成本上升及美国生产力增长等因素集结在一起将让美国制造业重新活跃起来。但最终数据却给出了出乎市场预料的答案。如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Jan Hatzius)就认为，美国制造业一些复苏的表面迹象更多的是受美元汇率或全球贸易这类周期性影响，而非制造业生产力真正提升的结构性转变。

　　那么为什么在市场的诸多有利因素和奥巴马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美国的“再工业化”即美国制造业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料的复苏与繁荣。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数据，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率虽然在2009年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口号后有短暂回升，但是只是周期性的反弹，之后又开始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并在2016年第一季度跌到了11.8%的历史低点。为什么复苏制造业这么难呢?

　　美国复苏制造业，一个梦想

　　英国学者阿代尔·特纳在其著作《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中提出了金融“污染”的概念。即金融体系自身有无限度扩张的体系缺陷，一旦超出正常的资金配置的需求，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便会具有某种负外部性，就像经济活动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一样。

　　美国金融业在20世纪后期开始的扩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金融业所提供的金融产品逐渐超出了正常投融资的范畴，而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因为信贷和新增的货币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乃至流通领域，而是在金融市场内部流通，所以信贷扩张导致的债务积累并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就松懈了人们的警惕。

　　2008年最终由次贷危机掀起的美国金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金融体系过去几十年不受监管的危害，但是美国的解决措施却是政府出资收购不良资产，拯救金融体系。尽管美国政府试图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与消费，但是由于危机导致的债务积累，使得新增的货币都被用来偿还前期的债务和购买现存的资产也就是房子，而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领域。数据显示，美国人均GDP自2008年的49330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54960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不足2%。量化宽松政策没有解决资金流向的问题，反而使巨量资金进入金融体系内循环，制造业依然处于资金匮乏的状态，比如美国日渐老化的基础设施，而这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美国经济已经金融化了。与金融化并行的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它改变了美国制造业的含义。硅谷的崛起代表互联网行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尽管也曾出现过泡沫，但是互联网行业无疑是21世纪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也是资本市场最受瞩目的宠儿。华尔街的目光从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已经转移至高科技产业，华尔街与硅谷逐渐形成一种资本——技术联合的体制。无论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份额，还是市值都逐渐开始萎缩、衰退。

　　华尔街——硅谷的联合说明美国经济的中心早已发生转移。尽管硅谷的公司也需要机械制造行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关配套，但是这些行业和工作以转包的形式直接由以中国、印度为首的新兴制造业国家所承担，而硅谷只负责贡献智慧与设计，完全跨越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阶段，形成独特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特征。所以，华尔街-硅谷体制是美国经济的真实面相，也折射了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在这种结构中，传统制造业无疑已经边缘化，而政客所谓的“再工业化”更像是唐吉坷德大战风车。

　　曾经以爱迪生、特拉斯、贝尔及福特等人为代表的发明家推动了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以电气革命、化工革命及交通革命为代表，新发明和新市场让当时大多数还是新兴行业的美国传统制造业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长足进步。由此可见，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是波浪形的，复苏或者复归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制造业已经破茧成蝶，真正制造和加工的部分，已经外包出去。全球化30年，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实现了全球配置，地缘经济的配置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美国的制造业衰退并不是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其说是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原因，不如说是制造业衰落的结果。

　　中国制造业强国之路究竟如何走

　　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提出要进一步打造中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前列。美国的制造业发展之路，也是中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但是这种制造业优势在以往主要是依赖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取得的。随着中国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政府、民众对环境问题态度的转变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中国制造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阿迪、耐克等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逐渐开始关闭在中国的制造厂，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地区。中国制造业发展帮助中国实现了赶超的历史使命，现在面临着更新换代的任务，否则，中国的产能过剩可能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根据美国的经验，金融市场可以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一旦金融体系的发展失去有效监管，进入野蛮生长的状态便会进入过度膨胀的阶段。这不仅不会让资金流入到实体经济，反而会导致社会债务大量积累，推高资产价格，产生资产泡沫，形成金融系统内部的“空转”。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意味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从2009年以来中国开始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金融抑制”带来的正面效应越来越小，中国的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的改革，目标在于调整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发挥金融市场作为资本中介的功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需要通盘的考虑和筹划，过度金融化会带来资金的空转，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虽然中国制造业升级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但是政府一定要对金融体系加强监管，防止出现类似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危害。

　　“Made in China”曾是中国制造业最为人所知的标签。除此之外，中国制造业还有另一个例子广为流传。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iPhone代工工厂，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iPhone，但是生产一部iPhone劳动所得只有4美元。如果说过去中国制造业的腾飞是依靠人口红利，低廉的劳动成本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血汗钱”，如今中国制造业要向中高端转变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推动。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制造成本已与美国相差无几，劳动成本优势不再，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和印度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转移。同时，中国制造正向价值链更高端的产品延伸。这也表现在互联网和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将成为新一轮“中国制造”的制高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都将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总而言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永远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产能对接、产能合作成为中国制造业全球化布局和分工的重要方式。中国制造业不但要走出去，助推欧亚大陆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凤凰涅槃”，中国制造业需要对标德国，两国在制造业战略对接方面已经达成诸多共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之间的对接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外在动力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