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恶意审查中企：印度“小伎俩”难圆“大国梦”

集微网报道（文/陈兴华）近几个月来，国内多家主流手机品牌以及汽车制造商等，都在印度遭遇到了税务及合规等方面的严格审查，而印度政府动辄派出数百警察“武装”扣押资产、查封账户，以及追缴数亿元税款。在地缘政治、大国博弈、产业竞争、贸易保护、制度体系和寻租腐败等多重因素和动机搅动下，印度政府对当地中资企业的态度已较明显改变，同时中企对印度的投资也逐渐趋冷。

实际上，印度自2020年起便持续打压中国企业，出台系列政策推进“印度制造”及与中国脱钩。但印度越是如此，这几年两国经贸总额反而越呈现上升势头，而且印度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在2022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更是突破一千亿美元，并以电子及机械产品占比最大。这表明印度无论是工业化进程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市场，加强合作才是正道。

至于中企如何应对印度当前的系列审查打压，多位不同行业人士在接受集微网采访时指出，中企在当地布局时应审慎而行，对印度当前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做充分的风险评估，谋求把商业合规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到最好。另外，除了推进商业谈判，中国企业还可以寻求政府层面、行业协会和国际法庭等力量辅助。同时，将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也不失为良策。

以税之名“大查四方”企业喊冤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和产业竞争博弈中，印度正将税务审查、法律合规和限制进口等方式视为“斗法”中企的重要手段。据统计，自2020年起，至少有500家各类中国企业受到印度税务和合规性普查，超过300款中国App被禁用。同时，印度还曾暂停中国赴印签证的发放，让中企无法更换管理层而破产或者瘫痪，这曾引起舆论惊呼“手段比美国还狠”。

进入今年下半年，部分中企在印度的经营仍然一波三折，包括比亚迪的10亿美元投资计划被以“安全担忧”拒绝，在印度汽车零部件进口上被指控少缴7.3亿卢比（约6380万元人民币）税款。小米、realme、OPPO、vivo和一加等中国手机制造商，被指控在2017年至2023年7月期间逃避110.9亿卢比商品和服务税及796.6亿卢比关税，共计900亿卢比（约78.6亿元人民币）。此外，8月初印度还突然颁布主要针对中国的电脑进口限制令等。

行业人士曾指出，“对于一家中资公司的搜查，印度方面一般都会出动五六百号警察，有些甚至会持枪。审查人员会对这家企业的关键人员、上下游分销商等同时搜查，有些高管会被连续盘问五六天。审查期间所有电子设备和员工家里的现金、贵重金属等也都会被暂扣。”而查扣力度最大的莫过于小米印度公司被扣押555.1亿卢比（约47.9亿元人民币）资产。

分类来看，手机、家电、基建、通讯网络和机械制造等领域的中资公司在印度均曾遭不同程度盘查。据了解，印度方面在相关调查中不仅行动迅猛，而且还会出动工商、经侦和海关等多部门从不同角度找问题。例如7月印度执法局以“洗钱嫌疑”为由，突击搜查了vivo在印度的生产经营场所，并封锁其在印度的119个相关银行账号，约3.9亿元人民币资金被冻结。

目前，这些事件的一些关键细节仍然缺乏，相关拼图也尚未明朗。尽管多家中企正在积极致力于处理相关事件、案件，但仍是以被动应对为主。某国内手机头部厂商高管向集微网表示，“我们的税务、法务部门都在和本地律师一起相互配合，按要求依法处理。这并非中国企业做得不合规，因为我们一直都很重视当地的合规工作，主要问题肯定在于印度政府方面。我们几家中国手机企业已进入印度市场多年，为什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严重？”

面对印度方面的鸡蛋里挑骨头和威逼施压，部分中资企业已经战略退却，例如富士康日前宣布退出在印度投资额达195亿美元半导体合资企业的计划。合陆半导体创始合伙人王汇联表示，“早期中国企业在当地有一个磨合过程，但经过这么多年耕耘已不太可能明知故犯，主观去做大规模避税等行为，这一定是跟国际大环境等有关。但在开展异地布局时，国内企业对于本地化融合，以及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的洞察准备也有待加强。”

印度大恒竺成律师事务所德里分所合伙人白大山（Santosh Pai）曾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称，在印度成功的中国企业很少，等这些中国公司的业务发展起来成为印度商业环境的一部分，他们自然会产生税务纠纷。“许多类似规模的印度国内大型公司都有一个庞大的内部法律部门，并聘请数名外部律师定期处理案件。所以，中国企业需要习惯于处理类似法律问题。”

失血强推“印度制造” 难遂心愿

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影响，尤其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和重塑，印度认为迎来提升“印度制造”的重大机遇。行业研究人士指出，中印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非常明显的趋势，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印度意图通过自身的资源和人力等优势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抢过来。当前，印度针对一系列中资企业采取行动，可能是大国竞争下打得一张牌。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对集微网称，“印度政府一直都有相关传统，就是动用法律和政策性工具打击外资，通过提供不那么对称的发展环境以保护本国弱势产业。这并非完全针对中国，而且也被西方舆论称为一定程度上的民族主义。”但印度的法律体系比较繁杂，同时各级行政体系比较松散，这也导致相关政策法律在执行时因涉及不同层级利益而扭曲。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有打压外资企业的恶习，即采用非市场化的手段，胁迫外企帮助印度建立和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以实现大规模工业化。诚然，印度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在手机领域，据统计印度手机进口量已从2014年的2亿部降至2022年的377万部，萎缩了超98%，而自中国的进口量更是从1.79亿部降至219万部。

此外，受益于人口、市场以及国际地缘红利，印度还吸引了汽车、电脑和半导体等供应链的迁移，其中包括苹果、特斯拉以及AMD、美光科技等国际企业。但即便如此，“印度制造”计划的推进效果不尽如人意，2022年印度制造业GDP占比仅约15%。而早在2014年，“印度制造”计划的目标在2020年实现制造业在GDP中占比25%，如今这一时间点已推至2025年。

不难看出，最近印度各种多变且“突如其来”的举措能够看出莫迪发展本国制造业之心已较为迫切，而且行动力度进一步升级。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曾撰文指出，莫迪政府一方面希望借助外国资本和技术来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于外国资本占领印度国内市场又充满了嫉妒和仇恨。而当在外国资本扶植之下的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把以前不存在的市场被开拓出来之后，印度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据为己有。

同时，印度的营商环境口碑和阴晴不定的关税及合规等政策，仍让众多企业有所顾忌。沈逸表示，“从当前国情来看，印度市场并非一个非常成熟和想当然的投资对象，尤其是一些重资产和大规模投资，以及移动互联网、先进制造、消费电子等领域相关企业，在印度市场经营的风险一般会比预想的高。真正了解印度市场的人都会对其敬而远之，但凡能不去就不去。”

与前几年相比，中资企业现在面对印度市场的态度已发生较明显变化。据商务部的数据，2020年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为2.1亿美元，同比下降61.6％；2021年中企对印度直接投资为6318万美元，同比再降68.3％。同时，在莫迪强力敦促跨国公司在当地设厂发展“印度制造”多年后，许多外国公司也已放弃在印度的投资。据统计，2014年至2021年11月期间，共有2783家在印度拥有注册办事处或子公司的外国公司，关闭了在该国的业务。

隐性动机：大国情结“意久难平”

众所周知，作为亚洲大陆的两大邻国，“龙象之争”已经成为世界焦点之一。而在当前的全球地缘和经济发展环境下，印度妄图借助美国所谓“印太战略”，与西方勾连遏制中国的同时，推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转移，进而谋求印度国内的经济发展。但除了制造业竞争，从更多深层维度来看，持续打压中企背后也是印度政治结构和制度体系演化的某种必然。

沈逸对集微网指出，“印度一直有种大国情结，不仅继承了宗主国曾经遗留的对外扩张和强权倾向，也自诩是第三世界领导者。而莫迪作为典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现在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因为西方国家有求于印度同时又在美国主导下压制中国，这就给了印度一定空间违反游戏规则。只要继续表现出适当抗衡中国，他就吃定西方国家不会对印度怎么样。”

“另一方面，现在一些西方国家也把印度的经济产业发展，看成是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竞争的一个重要标的。如果印度经济发展好了，就证明自由民主的西式现代化道路在这个发展中国家也能行得通，甚至比中国走得更好，而且未来可以对中国形成制衡。”沈逸说。

但有意思的是，由于众多西方跨国企业在印度也吃了不少“哑巴亏”，以及印度的滥用职权和贪腐寻租等问题确实堪称触目惊心，西方国家对其营商环境和腐败问题绝对不敢苟同。例如美国时代杂志评曾将“前印度信息技术与通信部长的拉贾以超低价向电信运营商发放2G运营牌照”一案评为全球第二大滥用职权案，但主犯却被印度最高法院宣判无罪释放。近年来，虽然印度的营商环境有一定程度改善，但基层腐败仍遍布全国，已深植于各级体系。

对此，有观点认为，虽然印度是多党执政，但在贪污上却沆瀣一气，已经无法根治。中国企业在印度的经营也可能是遭遇了已经结构化、生态化的寻租行为，即印度刻意将相关法律和政策复杂化便于寻租。虽然印度一直怀揣一个大国梦，搞科研、搞工程、搞军事，但每个项目的资源却总会出现各种贪腐。而当贪腐发酵到一定地步，就会阻碍这个国家发展的进程。

值得注意，中企在印度的经营也一定程度受到地缘政治摩擦波及。据美国调研机构Morning Consult调查显示，约43%印度人将中国视为最大军事威胁，这甚至比宿敌巴基斯坦的排名更靠前。究其原因，即与2020年爆发的边境冲突有关，此后印度开始严密监控中企在印度的投资、金钱流向和税务及运营，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的大量APP禁用等。

印度的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员Namrata Hasija表示，虽然中印商业往来密切，但由于疫情肆虐让印度国内反中情绪高涨，印度政府必须对民众的情绪有所回应。在手机等设备需求无法完全摆脱中国货的前提下，加强对中国企业的税务审查和禁用App等就成了印度的选项之一。此外，印度还可能希望通过整顿中资来震慑其它外资。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来看，惩罚中企在印度的反对声浪最小，这或许也能成为莫迪明年大选和国内政治中的加分项。

专家支招：如何破局“恶意审查”？

地缘政治下大国博弈、明枪暗箭，产业竞争中贸易保护、关税调整，权力腐败里寻租行贿… 如果这些元素深入交织，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的经营发展难度可想而知，处境堪称“进退两难”，因而一些中企已经选择退出印度市场。至于在当地经营的中企如何应对审查和“渡劫”，这不单单是一家公司而是整个行业都需要审视的问题，而采取更有效的对策将尤为重要。

王汇联对集微网表示，“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印度布局时应当审慎而行，以及对印度当前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做更充分的风险评估，这可以借鉴一些欧美日等国企业早期在我国布局建设的相关经验，包括自建专业的合规团队以及委托第三方机构做定期的报告等。”另一方面，国家力量也需要发挥一些作用，包括商务部、外交部等可以开展更深入的海外相关政治经济文化研究，从而在当前形势下辅助国内企业更好的在当地经营和“出海”发展。

显然，印度政府目前尚未建立一套明确清晰的税法体系，而且在执行层面可能会涉及各层利益纠葛影响，这对中企在当地做合规建设构成了极大挑战。沈逸强调，中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先天性的需要跟这一系统结构共存，然后以这个结构认可的最低成本方式去运行，但要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安全至上，谋求把商业合规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到最好。另外，相关企业还应加强与政府层面的汇报沟通，然后国家再评估如何处理，不应指望政府直接介入。

上述手机行业高管进一步指出，个别公司向政府反馈可能会势单力薄，呈现为个体问题。“如果有相关行业协会去推动，对在印度经营的商标、专利、特许使用费以及相关关税和合规政策问题系统性报告，进而让政府和社会层面知悉这是一个行业共性问题，或许更能有助于化解事件。另外，将相关案件起诉至WTO或国际法庭也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常言道，以商言商，利欲则商。印度作为西式资本主义国家，商业法则仍具有极大的打通力量。行业研究人士认为，印度针对中资企业的系列举措，整体上还是商业问题。例如印度和小米之间的诉讼可能还是价格问题，未来只要小米能把相关产业链逐步往印度转移，以及在与当地的合作中将一些不透明和具有争议的地方达成更多一致，其在印度还会进一步发展。

对于印度“恶意审查”中企变本加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撰文指出，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印度政府对中国投资态度的已明显改变。中资企业对于海外投资的风险应有防范意识，早做准备。“面对深耕多年、开始快速成长的印度市场，中资企业现在就撤出可能并不理想。既然印度一直宣称自己是法治国家，且拥有司法独立，那么中资企业可以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维护自己权益，而且在这方面已有一些成功实践。”

不过，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持有不同看法。他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没有印度，还有孟加拉国和南亚等多个市场可以挖掘。中企已经见惯了印度的打压，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要学会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市场布局。例如比亚迪在越南建有一座零部件工厂，在泰国布局一座整车厂，将鸡蛋分散在不同的篮子里，不失为发展东南亚市场的良策。